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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機供給側改革是近兩年農機行業關注的焦點,但怎么改、改什么,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和路徑圖。記者在今年兩會期間,通過采訪諸多農業和農機界的高端人士,得到了一些啟示。總結他們的觀點:首先,要從宏觀視角來把握農機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其次,要“跳出農機看農機”,從農業結構調整的風向標來確定改什么、怎么改;第三,必須立足農機供給結構變化,摸清現狀和發展短板,走全程全面高效綠色發展之路。
全國政協委員楊小平說,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根到底要靠提高生產率。這就需要培養農業龍頭企業,整合經營規模,打通全產業鏈。但要注意,農業企業不能變成資產所有者,只是規模經營者和服務者,在不改變土地制度的前提下與農民形成利益共同體,只有這樣才能推動農業供給側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新疆建設兵團原司令員華士飛表示,在供給側改革中,關鍵在于節本增效,降低勞動力成本,進一步推動加工企業提高裝備能力和水平。
明確農機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年“三農”問題的主題和主線。而從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來看待農機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最終目的,無疑是一個最準確的導向。
專家分析認為,當前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在回應兩方面的挑戰:一是國內的需求,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滿足國內消費者對農產品的新需求。要由需求來決定生產,而不是像過去短缺時期是供給決定需求。第二,應對國際市場的壓力。我國農業人多地少,在土地密集型產品上,和國際市場相比,成本比較高,價格比較貴。正是這樣的情況,同樣的產品,如果你比人家貴,那你生產出來可能就賣不出去,消費者和經營者會在同等質量的情況下去尋求價格更低的產品。
從最終目的上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為了從整體上提高我國農業的綜合效益以及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那么,農業機械化作為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重要部分,也該“服從”于農業供給側結構的最終目的。
與此一脈相承的是,我國農業界的一些老專家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供給側改革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戰略方針,供給側的重點主要是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提高農業的效益、增加農民的收入、保障農產品的有效供給,所以農業機械化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保障中國的糧食安全,同時為世界糧食安全做出貢獻。”全國政協委員、常駐聯合國糧農機構代表牛盾如是說。
全國政協委員、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強調,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對農業機械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一輪科技革命所帶來的制造業技術和農業技術創新,以及智能化、信息化技術的廣泛應用,為農業機械化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農機化系統要加快培育農機化發展新動能,展現農機化在穩產能調結構、降成本增效益、添綠色可持續等方面的新作用。
“跳出農機看農機”
農機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方向和路徑,顯然不能光“農機說了算”,“跳出農機看農機”,從農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上把脈,會更加清晰和明確。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強農惠農政策,拓展農民就業增收渠道,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推動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互促共進,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這是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對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總體部署。
《政府工作報告》還明確推進農業結構調整的具體路徑:引導農民根據市場需求發展生產,增加優質綠色農產品供給,擴大優質水稻、小麥生產,適度調減玉米種植面積,糧改飼試點面積擴大到1000萬畝以上。鼓勵多渠道消化玉米庫存。支持主產區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拓展產業鏈價值鏈,打造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新格局。
“政府工作報告對農業結構調整的安排,對促進農機供給側結構改革也能有啟發,比如過去是籽粒玉米收獲,現在糧改飼,那么農機的設計、研發和制造如何適應這一新形勢,同步開發可靠性好、作業效益高、農民買得起的青貯機械,就是擺在農機行業面前的一個問題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原黨組書記薛亮這樣告訴記者。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大學工學院院長韓魯佳則從農業機械化服務的變化進行了解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除了土地流轉需要適度規模外,符合發展適度規模的農機服務也很重要。從農業機械化服務的角度來講,農業生產發展了,需求也多樣化了,適度規模化經營的農業機械化服務的訴求是不一樣的,所以農業機械化服務成套解決方案也會隨之變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出“建設既有現代文明、又具田園風光的美麗鄉村”,對鄉村建設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也將農業綠色發展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一手抓資源保護,一手抓廢棄物的治理,要努力把農業資源過高的利用強度緩下來,把面源污染加重的趨勢降下來,無疑是一個巨大挑戰。為此,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部署農業環境污染問題時,提出要實施五個行動,分別是畜禽糞污治理行動、果菜茶有機肥替代化肥行動、東北地區秸稈處理行動、以長江為重點的水生生物保護行動和農膜回收行動。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告訴記者,農機供給側結構改革是一個綠色的改革,要緊緊圍繞環保高效的思路,走智慧農業之路,發展高效節水節能機械、大型植保機械、秸稈綜合利用機械和殘膜回收機械等,為產業融合提升、清潔田園、化肥農藥減量、農業節水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等發揮積極作用。
而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在談到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時,對農業機械化在其中發揮的作用非常看好。“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最重要的是推進兩方面創新。一方面,推進農業科技創新。從良種的培育到栽培養殖技術的創新,一直到后續的加工儲運等,都要采取新科技,產生更高效益。另一方面,推進農業經營體系方面創新。通過城鎮化推進,農村土地的經營權正在流轉集中,實行土地規模經營。農民通過對土地進行托管、代耕以及購買服務等方式,也能在小塊土地上享受到現代農業裝備技術帶來的較高效益。”
立足農機供給結構變化順勢而為
專家分析認為,農機供給側結構改革要最終“落地”,還要立足于我國農機當前面臨的問題,因地制宜,各個擊破,走出符合農機行業發展規律、帶有鮮明農機特色的供給側改革之路。
當前,我國農業機械化供給側結構在發生深刻變化。首先,從技術上看,農業機械化科技創新由大田作物向農業全領域拓展,由耕種收向產前產后延伸。農業品種選育把機械化適應性列為審定標準,籽粒機收品種等育種攻關加快推進,綠色高產創建攻關將農業機械化作為重要平臺,輕簡栽培正在成為農藝改進的基本趨向,品種、栽培和機械裝備加快配套,為農業機械化發展開辟了更廣泛的空間。
其次,從產品上看,近年來,農機裝備制造水平明顯提升,品種不斷增加,產品性能不斷提高,“十二五”期間農機品種增加了100多種,農機工業總產值位居世界前列。智能技術、信息技術在農機裝備上應用步伐加快,大型跨國農機企業紛紛登陸國內市場。但是,農機工業大而不強,農機裝備有效供給不足,缺門斷檔和中低端產能過剩并存,機具的可靠性、適用性有待提升,結構性矛盾仍舊突出。
第三,從服務上看,隨著農機擁有量快速增加,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主體發展壯大,農機社會化服務由大范圍的跨區作業向周邊規模化服務、合作型服務、自用型服務轉變;由傳統的耕種收“老三樣”服務向集中烘干、集中育秧、統防統治轉變;由遍布千鄉萬村的小門店服務,向農機4S店、農機電商、遠程診斷維修等新型服務方式轉變。但是,農機服務產業化程度不夠,機制不靈活,服務質量效益總體還不高;農機合作社等新型主體人才缺、觀念舊、用地難、融資貴等矛盾還比較突出,對農業機械化公共服務提出了新的要求。
對此,張桃林強調:“隨著農業機械化發展環境和形勢的深刻變化,農業機械化工作對象、內容、領域等也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們必須以變應變、順勢而為,主動打破思維定式、路徑依賴和工作慣性,加快培育農業機械化發展新動能,展現農業機械化在穩產能調結構、降成本增效益、添綠色可持續等方面的新作用。”
那么,具體該如何應對呢?從政府決策和把控上,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一是要堅持走農機農藝融合之路。要以農業機械化引領作物品種改良和耕作制度變革,促進良田良種良法良機配套,破解主要作物和關鍵生產環節機械化難題,提高機械作業適應性,大力拓展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空間,釋放農業機械化發展的潛能。二是要讓農業機械化與適度規模經營協調發展。充分發揮農業機械化在推動規模經營中的作用,促使機械化與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相互適應、相互促進,推動農業機械化向產前、產中、產后延伸。三是信息化不能“短腿”。著力推進農業機械化大數據應用,以信息化培育農機行業新動能,推動新發展,支持鼓勵開展市場供需對接、機具調度、服務保障等方面的信息化服務平臺建設,“讓信息多跑路,讓農機多干活”,促進農業生產節本增效。
而從企業層面上,如何為農機供給側結構助力?全國人大代表、山東五征集團董事長姜衛東認為,“我們要從多個角度看待農機供給側結構改革,從我們生產企業的角度,要積極跟隨國家發展戰略,有針對性地開展結構性調整,滿足市場的多樣化需求。這也是推動企業發展的有效途徑。當前,大家都認識到,農產品價格低特別是玉米價格很低是個現實問題,現在國家提出糧改飼,發展特色農業,都需要機械化,我們就要圍繞這一戰略進行新產品開發,加快傳統產品的升級。”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一拖集團董事長趙剡水建議,要充分發揮購置補貼政策的引導和促進作用,改進、完善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建立長久有效的農機購置補貼機制,加大對高端農業裝備產品的補貼力度,充分調動我國農戶購置、使用高端農業裝備產品的積極性,為加快我國由“農機大國”向“農機強國”的轉變,提供國家政策層面上的支持和保障。
全國人大代表、中聯重科副總裁王金富表示:“農機裝備作為農業生產的要素資源,必須適應新形勢和新需求,主動思考,積極適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需求。我建議,以農機為農業科技載體,有目標、有節奏地推動農業生產要素深度融合。在土地資源要素適度規模化條件下,還需要對生產資料、農業機械、農業技術等要素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面對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現代化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農業機械必須在供給側端進行結構性調整,以滿足適度規模化經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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