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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近年來，部分民營企業經營和融資困難并顯，轉型和增長均面臨挑戰。2018年11月1日，民營企業座談會提出了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六大舉措，其中強調要改革和完善金融機構監管考核和內部激勵機制，著力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民企融資 “難”在結構性錯配”由中國機電產品交易網（簡稱機交網）小編整理發布。如需要轉載，請注明文章來源，更多關于機電行業資訊，請點擊關注：中國機電產品交易網 機電信息
盡管中小微企業融資是長期以來的世界性難題，但中國的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融資缺口卻因其明顯關聯而呈現出鮮明的結構性錯配特征。數據表明，民營企業不論在中國的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鏈條中均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甚至在監管趨嚴的過程中，其債務違約和股權質押風險凸顯。這一結構性問題也決定了解決民企融資難并非畢其功于一役的“運動戰”和“一刀切”，而將是伴隨中國經濟轉型的長效機制調整，其難以長期憑行政化手段來決策和執行，而需要通過充分市場化來實現真正的優勝劣汰。
中小微企業融資難是長期以來的普遍問題，而中國的民營企業融資缺口與其存在明顯的關聯性。中小企業融資是困擾全球的長期難題，早在上世紀30年代，麥克米蘭爵士牽頭的委員會在調查英國金融和工商業過程中，就在一份報告中提出所謂的“麥克米蘭缺口”，即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并非完全源于可靠擔保品的缺乏，事實上因為資本有效供給低于其有效需求。此后的一系列研究，比如Bolton報告(1971)、Wilson委員會報告(1979)、Aston商學院報告(1991)等也表明類似問題并非孤例。
在中國，這一錯配的結構性特征或更為突出。盡管難以找到直接的數據揭示中國企業規模、所有制、融資缺口之間的精確對應關系，但間接的關聯可以表明，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難”有不小的交集。世界銀行2018年發布的《中小微企業融資缺口報告》估計，中國中小微企業潛在融資缺口高達1.9萬億美元，分別占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潛在融資需求的42%和76%。如果僅從境內人民幣貸款余額看，對于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除國有與集體之外的企業占比均值在五成以上。結合長期以來民營企業在融資領域的相對弱勢，不難推斷該缺口主要體現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事實上，基于信貸數據的判斷仍低估了中小微/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度，比如，西南財經大學2014年發布的報告顯示，我國62.9%的小微企業僅有民間借款，另外14.1%的小微企業既有民間貸款又有銀行貸款。
與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體系中的作用相比，其在金融系統獲得貸款相對不足。2018年10月，劉鶴副總理提到，“民營經濟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但在貸款占社會融資比重超過七成的中國金融系統中，無論根據哪種口徑測算，民企的相對地位均與其在經濟體系中發揮的作用不相匹配。
按銀保監會口徑，2018年截至三季度末民營企業貸款余額約為30.4萬億元，據此推算民營企業占商業銀行貸款余額之比約為28%，另“據不完全統計，現在銀行業貸款余額中，民營企業貸款占25%”，二者數字相對一致。按央行口徑，在2012~2016年境內企業人民幣貸款余額中，除國有控股和集體控股企業之外的其他企業貸款余額占比平均為42.8%，但呈現出下降態勢。此外，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2018年末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貸款余額合計90.6萬億元。其中，民營企業42.9萬億元，占比47.4%，與國有企業占比大體相當。
中國企業整體直接融資比重明顯偏低，而民企直接融資相對規模較國企仍不可同日而語。信用債是中國企業直接融資的主要渠道。據我們計算，2000年至今，中國企業境內信用債累計凈融資額為31.9萬億元，其中2015年至今達27.4萬億元。但從結構來看，2015年以來，民營企業累計凈融資額僅為2.3萬億元，同期國有企業累計凈融資額為14.6萬億元，占比達53.3%，而外資、集體、公眾、其他企業凈融資額約10.5萬億元。
此外，2018年以來，受經濟增速下行和金融強監管影響，總償還量明顯增加，導致民企債券累計凈融資規模僅為16.9億元。相較債權融資，中國企業股權融資規模始終偏低。據我們計算，近四十年來中國企業境內通過IPO、增發、配股以及發行優先股、可轉債、可交換債等渠道募集資金共13.2萬億元。2015年至今，我國企業股權融資總規模為7.2萬億元，其中民營企業通過股權融資不足3.1萬億元。
展望未來，直接融資將成為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的重要抓手：從機理看，無論是傳統被認為“少抵押物、高風險”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還是“輕資產、融資需求顯著前移”的新經濟企業，傳統的間接融資模式均難以充分發力；從機遇看，伴隨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金融供給側改革和資本市場新一輪改革開放也將漸次釋放制度紅利，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新經濟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將會由于審批流程簡化、信息更為透明而進一步暢通。
其他融資因監管趨嚴日益規范化，但非標急劇收縮和債務違約、股權質押風險等需高度關注。由于直接融資比重較低且信貸存在結構性錯配，中國民營企業對于非標融資的依賴程度明顯偏高。財政科學研究院《2018年“降成本”專題調研報告》顯示，在2015至2017年間，國有企業借款結構中銀行貸款占據絕對主導，非標融資規模占比僅為3%-7%，反觀民營企業，三年間對于非標融資占比則分別達43.9%、38.3%、15.4%。非標融資近年來的相對收縮事實上也受金融監管加強所影響，從社融口徑看，非標存量占比已從2015年底的16.2%降至2019年4月的12.2%，這也是2018年民營企業融資難度明顯加大的重要原因。
值得高度關注的是，近年來民企債務違約開始凸顯。2015年至今，我國企業總計違約債券余額接近2160.9億元，違約債券達277只，違約發行人107個，其中民營企業違約債券余額接近1300億元，違約債券達166只，違約發行人64個，而同期國有企業違約債券余額不足350億元，違約債券41只，違約發行人12個。在違約情況最為突出的制造業，民企違約余額、債券只數、發行人個數占比分別達55.4%、61.1%、64.1%。
民企股權質押風險也在經營環境收緊和股市出現下挫的雙重壓力下不斷暴露。2014年底至今，我國上市公司總質押市值從約2.6萬億元增至約5.0萬億元，其中民企質押市值從1.7萬億元激增至3.7萬億元，而同期國企質押市值僅從0.5萬億元增至0.7萬億元。從質押比例看，上市公司整體從11.7%增至15.4%，而民企則從11.7%升至15.4%，相比而言，國企僅從4.1%小幅上升到4.9%。
總結起來，民營企業不論在中國的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鏈條中均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甚至在監管趨嚴的過程中暴露出諸多風險。這一結構性頑疾決定了解決民企融資難并非畢其功于一役的“運動戰”和“一刀切”，而需要“幾家抬”的合力，并順應于企業生命周期客觀規律銜接好不同融資模式。展望未來，中國企業融資結構的優化和融資缺口的彌合相生相伴，這一過程難以憑行政化的簡單手段來完成，而將建立在促進經濟轉型長效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充分市場化來實現優勝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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