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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二大晶圓代工廠芯片制造商GlobalFoundries（格芯，原名格羅方德）在中國成都建立12英寸晶圓制造基地，項目價值近百億美元。美國《紐約時報》刊文《全球半導體產業重心繼續向中國轉移》。文章稱，盡管看上去美國似乎在高端制造業勢頭強勁，但重心繼續向中國轉移。
中國高端制造業正逐漸崛起，有外媒稱，這令全球制造商感到不安。特朗普上臺之后，再次喊出“買美國貨、雇美國人”口號，意欲通過制造業回流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能力挽狂瀾，拯救美國制造業嗎？美國制造業會不會是一場“白忙活”？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中國制造業將如何發展前行？
原子智庫本期整合，依據《紐約時報》報道，從美國制造業政策分析特朗普不能拯救美國制造業的原因，揭示中國制造業的政策利好，以及高端制造業的前景。最后，以富士康的選擇為例，強調美國制造業政策失敗的原因，以及中國對高端制造業的吸引。
以下為文章全文
紐約時報：美國高端制造業看似強勢，其實全球重心繼續向中國轉移
在英特爾和富士康宣布將在美國修建先進的工廠后，也許看上去美國似乎在高端制造業勢頭強勁。
但周五，總部設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芯片制造商GlobalFoundries宣布了一個投資額達100億美元（約合700億元人民幣）的項目，投資的目的地是中國。這表明，重心繼續在向太平洋對岸轉移。
該公司計劃在中國腹地的成都新建一座先進的半導體工廠。這只是最近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進入中國的一系列投資中距今最近的一筆。這些投資的主體通常是大型跨國企業。相關項目已明顯變得更加高級，生產的產品則是更先進的微芯片、記憶芯片或平板顯示器。
重心轉移的原因部分在于中國政府。2013年，中國政府宣布了一個旨在增強中國微芯片生產能力的重大行動。微芯片是從制導導彈到智能手機在內的一切物品的大腦。據分析人士稱，號召中國電子器件制造商購買中國制造的芯片的新指導方針，也在推動相關公司的決策。
因為中國已經開始把重點放在半導體上，先進芯片的出處成了一個越來越令人擔憂的政治問題。過去兩年，美國政府叫停了中國向美國和歐洲芯片公司發出的交易要約，而前總統奧巴馬成立的一個委員會則稱，中國的芯片政策對美國公司構成了危險。
特朗普總統當選導致相關公司面臨的壓力進一步增加，其中幾家已經宣布了在美國建廠的計劃。以英特爾為例，該公司再次承諾實施其早前宣布的一個計劃。
領導中國這場攻勢的，既有中央政府，也有省一級政府。它們在投資和補貼上花了數十億美元。政府稱中國將投資大約1000億美元，用于把芯片工廠和研究設施引入中國。
“美國幾乎所有大型半導體企業都收到過中國代表政府機構的主體發出的投資要約，”總部設在德國的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InstituteforChinaStudies）發布的一份報告稱。該報告還接著表示，中國最新的工業政策《中國制造2025》將半導體列為了需要提升的關鍵領域。
盡管分析人士仍不確定中國大概能在多長時間內消除與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美國公司之間的巨大差距，但資金一直在慢慢吸引新的工廠。一個半導體行業組織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稱，自己正在追蹤中國逾20家半導體制造廠的生產情況。
“這種花錢勢頭將推動中國獲得頂級微芯片制造設備，并且正在為建立中國在全球半導體舞臺上的地位鋪平道路，”全球微電子行業協會SEMI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說。它指的是用來制造芯片的工具。
GlobalFoundries的項目已經開建了，與它合作的是成都市政府。
GlobalFoundries拒絕透露具體的投資金額，但政府網站上的幾份文件稱，該項目總投資100億美元左右。
GlobalFoundries的發言人賈森·戈爾斯（JasonGorss）拒絕提供財務細節，但在一封電子郵件中稱“行業分析人士估計，修建一座先進的半導體制造廠的成本約為100億美元，這座制造廠將在這個范圍內”。目前尚不清楚該公司和成都市政府分別負擔多少投資。
盡管該工廠生產的半導體將落后最尖端的芯片技術整整一代，但它們是基于一個特殊的設計。這種設計可能會讓它們能夠用于移動設備、汽車和其他日漸和計算機網絡相連的器械的傳感器中。
GlobalFoundries的總部設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圣克拉拉，為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成員國之一阿布扎比所有。該公司的半導體工廠遍布全球，包括美國境內的兩座用來為美國軍方生產芯片的工廠。這兩家工廠原本屬于IBM。
雖然英特爾和富士康均表示計劃在美國建廠，但中國境內的在建工廠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它們。
盡管臺灣在芯片制造業方面對大陸的競爭和潛在的知識產權問題感到擔憂，但2015年年底，領先的芯片制造商臺灣積體電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將在大陸修建一個生產工廠。去年年底，臺灣另一家主要的芯片制造商聯華電子宣布，將在東部沿海地區修建一座工廠。
其他公司則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美國芯片制造商AMD把技術授權給了一家同樣位于成都的中國合資企業。IBM則把芯片技術授權給了當地另外一個合作伙伴。
美國復蘇制造業，只是一個夢想？
在美國新總統的就職典禮上，特朗普再次喊出“買美國貨、雇美國人”口號，意欲通過制造業回流讓“美國再次偉大”。但從奧巴馬政府八年執政狀況看，制造業回流與改善就業之間的關系并不十分明顯。事實上，當前無論從勞動力結構還是政府投入來看，美國都仍未做好迎接制造業回流的準備。
美國對制造業的重視正是緣于此前的“慘痛”教訓。198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崗位流失近三分之一，且其制造業本身幾乎沒有新增就業崗位。底特律曾是美國機動車行業的主要工業基地，但從1950年開始隨著油價上漲，機動車生產逐步轉向美國南部、墨西哥和加拿大這些工資成本更低的地區，底特律絢爛一時的工廠紛紛關門，人口也從1950年的185萬人下降到2013年的70萬人，高失業率讓底特律成為了美國犯罪率最高的城市。
因此，盡管美國政治極化日益嚴重，在大選年政治分歧更加尖銳，但至少有一點是兩黨共識，即“振興制造業以推動就業”。不僅特朗普游說制造業搬回美國國內，以落實創造2500萬新就業崗位的承諾。競選期間，希拉里也曾表明其經濟計劃中心是重振美國的制造業、扶持小型企業；桑德斯稱“必須重建制造業以擴大中產階級的規模”。
從2010年起美國全社會就已開始呼吁制造業回流。奧巴馬政府不斷為制造業“加碼”，推出振興美國制造業計劃、出口倍增計劃。隨著美國與新興市場的制造成本差距不斷縮小，自動化生產技術逐漸成熟，部分制造業開始回流美國。
但即便制造業回流，就業也難回頭。制造業回流推動美國就業改善的實際情況并不樂觀。201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新增就業崗位50萬，但新增崗位需要熟練工人和中級技術人才，無法為不掌握熟練技術的年輕人和“鐵銹帶”失業工人提供崗位。當年面對奧巴馬提出“為何蘋果手機不能在美國本土生產”的問題，蘋果首席執行官庫克回答：“關鍵不在成本，而在勞動者技能，美國的教育系統不能為現代化制造業培育出足夠多擁有合格技術的勞動者。”
確如此言，當前美國勞動力市場存在嚴重技能供需錯配。由于職業教育發展不足，難以為制造業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工人。以紐約為例，25%的制造業工作崗位無人勝任，82%的制造業企業人力資源部門雇用不到合適人才。美國制造業工程師協會的數據顯示，2015年底美國高級技術工人缺口達300萬，2020年機械師、電焊工等制造業高級技術工人缺口將達到87.5萬。德國在美國有3000家制造業企業，2015年69%的企業認為在美國面臨更嚴峻的技術工人短缺。同時，美國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2015年16至24歲的美國人失業率約10%。東南部地區就業狀況更糟，青年人失業率在西弗吉尼亞州高達17.4%，在南卡來羅納州為16.2%，在喬治亞州為14.6%。
究其原因，一方面，思想觀念制約了美國職業教育發展。1960年以來，服務業開始在美國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白領”不斷涌現。“藍領”父母希望孩子進入更體面、更受尊重的行業工作，因此，大學學歷成為年輕人的“標準選擇”，職業教育為“劣等選擇”。藍領階層因“飽受白眼”而不斷衰落。此外，美國內部反對職業教育的聲音一直存在。美國國家教育政策中心認為，職業教育將學生固定在低端路徑中，強化階級分化。階級分化的真正原因在于，“藍領”薪資水平下降，逐步轉變為“城市下層階級”，其后代在早期已陷入教育困境和社會劣勢中，注定步其父母后塵。然而，階級分化不斷加強，反而強化了美國內部反對職業教育的聲音。
另一方面，政府長期忽視導致職業教育投資不足。一是政策制定方向有誤。1963年美國國會通過《職業教育法案》，撥款用于對不擅長理論或社會學科的學生進行職業教育，但無人愿承認自己不擅長“優等理論”，因此該法案未起到鼓勵學生選擇職業教育的作用。1994年克林頓政府推出《從學校到工作機會法案》，聯邦基金用于鼓勵各州對接學校與商業間聯系，以提高學生工作經驗。然而當時大多企業參與只是出于社會責任，很少有企業認為該措施能幫助填補職位空缺。
二是政府投資不足。小布什總統上任伊始，向國會提交《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教育改革計劃，旨在提高學生成績，縮小不同族裔學生間的學業差距，建立和完善教育問責制體系。但實施的結果是美國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比例上升，政府更加輕視職業教育。2006至2008年，小布什政府聲稱沒有證據表明該投入有價值，因此減少職業教育投入約12億美元。2014年，奧巴馬政府拿出6億美元打造“學徒計劃”，以擴大職業培訓。但該計劃遭到共和黨人反對，他們認為從過去經驗看，把上億資金砸向這種政府主導的職業培訓計劃效果非常不明顯。目前，美國有50個聯邦項目提供職業培訓，其中有些項目內容相互重疊，運作也不夠透明。
特朗普如采取進一步降低企業稅的措施，的確有望帶回更多的制造業，但由于觀念制約、政府忽視職業教育，美國就業市場恐怕一時難以突破技術工人短缺的瓶頸。利益最大化依然是企業追求的核心，在技術工人短缺，用工成本高企的局面下，美國企業是否會再次進行全球布局值得關注。
中國制造業強國之路究竟如何走
2015年中國政府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行動綱領，提出要進一步打造中國的制造業強國地位，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業強國前列。美國的制造業發展之路，也是中國走向制造業強國的參考和借鑒。
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大國，但是這種制造業優勢在以往主要是依賴勞動力、資源的成本優勢取得的。隨著中國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與政府、民眾對環境問題態度的轉變以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中國制造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如阿迪、耐克等勞動密集型的外資企業逐漸開始關閉在中國的制造廠，將工廠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等地區。中國制造業發展幫助中國實現了趕超的歷史使命，現在面臨著更新換代的任務，否則，中國的產能過剩可能就是世界性的難題。
根據美國的經驗，金融市場可以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資金，更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是一旦金融體系的發展失去有效監管，進入野蠻生長的狀態便會進入過度膨脹的階段。這不僅不會讓資金流入到實體經濟，反而會導致社會債務大量積累，推高資產價格，產生資產泡沫，形成金融系統內部的“空轉”。
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也意味著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從2009年以來中國開始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征程。“金融抑制”帶來的正面效應越來越小，中國的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以及資本項目的改革，目標在于調整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發揮金融市場作為資本中介的功能。金融市場的改革與發展需要通盤的考慮和籌劃，過度金融化會帶來資金的空轉，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雖然中國制造業升級需要金融市場的支持，但是政府一定要對金融體系加強監管，防止出現類似美國經濟過度金融化對實體經濟造成的危害。
“MadeinChina”曾是中國制造業最為人所知的標簽。除此之外，中國制造業還有另一個例子廣為流傳。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iPhone代工工廠，生產了世界上最多的iPhone，但是生產一部iPhone勞動所得只有4美元。如果說過去中國制造業的騰飛是依靠人口紅利，低廉的勞動成本一點一點積攢出來的“血汗錢”，如今中國制造業要向中高端轉變就必須依靠科技創新的推動。
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的制造成本已與美國相差無幾，勞動成本優勢不再，原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南亞和印度等更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轉移。同時，中國制造正向價值鏈更高端的產品延伸。這也表現在互聯網和傳統行業深度融合，將成為新一輪“中國制造”的制高點。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等都將成為推動制造業發展的關鍵技術。總而言之，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必須永遠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念。
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開的，產能對接、產能合作成為中國制造業全球化布局和分工的重要方式。中國制造業不但要走出去，助推歐亞大陸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也要實現產業結構的“鳳凰涅槃”，中國制造業需要對標德國，兩國在制造業戰略對接方面已經達成諸多共識。《中國制造2025》與德國工業4.0之間的對接是中國制造業升級換代的外在動力和壓力。
富士康，不跑了！
前段時間關于富士康搬遷美國的傳聞傳得沸沸揚揚，當然在這背后，人們認為這一切歸結于特朗普強烈呼吁美國制造業回歸政策的影響。但就在不久前，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給廣州增城投資610億元人民幣建立8K顯示器全生態產業園區。
制造業回歸這個愿景奧巴馬早已提出，不過沒啥效果，特朗普此次讓制造業重新回國的決心似乎更為堅定，并提出一系列減稅扶持等優惠政策，早前特朗普在社交網絡上聲稱美國將對企業實施大幅減稅和政策松綁，使現行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降至15%。但會對把工廠搬遷到其他國家、雇傭其他國家員工卻想把產品售回美國的企業征收高達35%的產品關稅。
如果能搶到富士康到美國生產，那無疑也會對于美國制造業回歸政策產生極強的示范效應與帶動效應。但從當前富士康等制造業巨頭的反應來看，特朗普的制造回歸政策可能已經面臨危機。
因為富士康跑不跑，歸根結底是富士康自身利益說了算，幾十年來，富士康成長為全球第一大代工廠，它的最大利益訴求應該不再是短期的利潤，而是富士康接下來要品牌升級、要淡化“iPhone代工”標簽，帶領富士康進行多元化發展，尋找新的盈利突破口并成為科技創新研發領域的標桿企業。
“高端制造業中心繼續向中國轉移？別白忙活了 美國！”由機電設備網整理發布，如需轉載，請注明文章來源，更多行業資訊，請點擊關注：機電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