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霧霾、荒漠化、海洋酸化、全球變暖等各種極端環境事件,已經從局部擴大到全人類共同的生存挑戰。而霧霾下的我國正在積極探尋新經濟發展模式,從國家宏觀調控到企業技術、產品創新,助推我國商業綠色升級,低碳經濟從口號進入實質性開展階段。
日前,在2014年度中國低碳典范高峰論壇上,與會專家認為,我國的低碳發展不僅要依靠強力的行政手段,同時也要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實施能源變革
清華大學前常務副校長、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介紹,人類社會第一次能源變革是煤炭替代木柴,第二次能源變革是石油替代煤炭,兩種變革主要是在科技進步推動下的一種經濟行為。而當前正在進行的第三次能源變革是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并不完全是因為科技進步推動下的經濟因素,而是人類出于應對全球環境危機和促進人類社會與地球環境和諧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戰略選擇。因此,與前兩次能源變革“水到渠成”不同,當前的能源變革是人類社會主動推進的一場更為緊迫的變革,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
實際上,早在20世紀70年代,大多發達國家就已經完成了工業化革命,能源需求增長相對緩慢,為非化石能源成為增量能源主力創造了環境。發達國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費大多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達到了峰值。
而我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在一段時間之內,能源需求增長壓力將一直持續,因此改善能源結構的任務就更為艱巨。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不能放任能源需求無節制增長,要將能源消費總量控制落實到位。只有當非化石能源新增供應量能夠滿足總能源需求增量時,我國碳排放才能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
參與低碳競爭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原執行副會長馮并認為,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是推進碳排放不斷增長的重要因素,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無序開發礦產資源和過度開發房地產,企業成為能源消耗的主體,也成為碳排放大戶。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社會發展就是粗放燃燒資源、留下污染、產生GDP的過程,結果嚴重影響了社會公眾的健康和福祉。其中,碳排放引發的氣候變化是當今時代的決定性問題,將改變人類已有的和未來的生產生活方式。
為達到新一輪能源變革的目標,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合作進程已經成為推動當前能源體系變革的重要驅動因素,將給世界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就業機會,成為世界新一輪技術競爭的熱點和前沿領域,對各個國家而言都孕育著挑戰和機遇,我國當然不會例外。
在能源變革的歷史趨勢下,我國只能參與這樣的競爭,適應這樣的潮流,取得低碳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如果我國沒有自己的特點和競爭力,仍然固守高碳發展模式和落后技術,只能越來越被邊緣化,最終將喪失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機會。
因此,我國只有加大能源變革的力度,才能使碳排放峰值盡可能早于能源消費峰值到來,從而實現低碳轉型發展。而作為根除霧霾的重要途徑,新能源技術、清潔能源與能效技術的發展已經獲得了廣泛的共識。而且資源與環境定價政策改革、低碳產業政策與財政補貼等措施,都為綠色低碳技術提供了相對替代傳統技術越來越有利的競爭環境。
實現綠色變革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院長助理、綠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黃海峰認為,只有采用低碳發展這一“綠色變革”,才能重建世界經濟的發展軌道。
我國承諾在2020年前碳強度減少40%~50%,并規定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但在這場大變革里,先進的商業力量不僅需要將低碳貫穿至行業傳統價值鏈,更要思考如何帶來新的跨界發展模式。
黃海峰介紹,1985年我國農業經濟轉型,1995年我國工業經濟轉型,2005年我國商業經濟轉型,2014年我國綠色經濟轉型,其中創新型綠色工業技術是綠色轉型的重要抓手。近幾年,我國環保工作做到了工程減排、結構減排和管理減排,而且工作重心是有順序變化的,先是工程減排,然后是結構減排,最后是管理減排。
馮并認為,低碳發展需要由市場來解決。2013年6月18日,我國第一個碳交易試點在深圳正式啟動,緊接著廣東、上海、北京等地方碳交易試點陸續開始運行,我國區域碳市場隨即成為全球規模第二大市場。2013年度我國碳市場交易量總體規模約為10.82億噸,低碳發展這一“綠色變革”出現了一系列變化。從經濟特征來看,我國經濟正在從生產主導型轉向流通主導型;從經濟動力看,正在從供應約束型轉向需求約束型;從經濟驅動模式分析,正在從模仿型經濟轉向創新型經濟;從經濟層次剖析,正在從粗放型經濟轉向集約型經濟;從經濟管理模式判斷,正在從政府主導型轉向市場主導型;從經濟質量分析,正在從速度型經濟轉向和諧發展型經濟。
黃海峰表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正在從“逐利”經濟向“幸福”經濟轉型,從“排他”經濟向“包容”經濟轉型,從“棕色”經濟向“綠色”經濟轉型,從而實現經濟增長的“物質化”向“減物質化”轉型,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的“非物質化”(指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脫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