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七萬億大投資這種新聞字眼，引起了不少人的爭論。數據是這么來的：地方版產業規劃密集出臺，粗略算了一下，7月以來已公布的地方投資計劃涉及金額約7萬億元。

關注中國官方消息的投資者大多以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經啟動了規模巨大的刺激方案，以提振正在快速降溫的經濟增長。

這讓人有點看不懂了。

就在今年4月初，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也宣布過三大舉措：一個是加快鐵路建設，一個是給小微企業減稅，第三個是部署加強棚戶區改造。

此舉引發外界對中國領導班子改革承諾的質疑。不過當時的不少媒體解讀，認為這是一種新的刺激政策，后來媒體干脆改稱一種說法，把這些政策統統定義為“微刺激政策”。但哪怕是微刺激政策的說法，也被李克強總理在博鰲論壇上否定。

很顯然，中央政府非常忌諱“刺激”這種說法，誓要跟“刺激”絕緣。

或者這么說吧，4月初的那幾項微刺激投資規模相對較小，那么現在呢？出現7萬億大投資該怎么來看待呢？還能稱為“微刺激”或者干脆也不是刺激么？

拿到這個數據開始，我們小組開始討論，討論的結果是，我們也認為這跟以往“刺激”有很大的區別。

首先要搞清楚，七萬億是個存量，而不是增量。這是每年都有的投資，跟當年的四萬億大投資有本質區別，四萬億大投資是中央政府的增量投資。這是前提。

其次，這次的7萬億說法來看，應該帶著不少水分。類似于地方政府出來的這些巨大數字，其實是對他們希望從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中央政府、以及境外吸引到的投資所作的樂觀預測，壓根就不是這些地方政府本身在未來幾年計劃支出的金額。這些數據應該是夸大的，這跟計劃性的投資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個是在錢的來源上。仔細看看就能發現，無論是鐵路投資還是棚戶區投資也好，還是這次7萬億大投資也好，錢的來源并不是政府。這些投資大量依靠的是民間資本，并不是政府財政主導，也無需由貨幣發行來買單。實際上，這些地方政府，正面臨著財力下降和巨大債務，哪有錢來做這樣的投資呢？過去依靠信貸或者依靠財政來做大投資的模式，正被各級政府摒棄。

第四個，是投資的方向上。必須引入民生工程，不做無謂的政績式工程。這從側重中西部鐵路搭建和棚戶區改造的傾向上就一清二楚。

未來一陣的中國經濟還是需要投資拉動，但我們并不需要去擔心投資占比過大的問題，關鍵是在于這種投資的模式是什么樣的，尤其是這種投資的錢的來源和錢的去向上，有沒有好的監督機制。如果有好的監督機制，加上中國特殊的貨幣發行體制，以投資為主的經濟模式至少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主導中國經濟，這種邏輯完全沒有問題。

那么可以這么來理解，類似于以前被稱為“微刺激”的投資政策，或者這次“7萬億大投資”也好，更像是一種走在改革路上的投資。以這種思路來推導下去，咱們對中國經濟，更應該抱著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看法。

其實從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就一直很困擾。當前的種種數據——從PMI、出口到發電量到貨運量，都反映了一個基本的情況，那就是中國經濟當前放緩的態勢十分明顯。這一大背景下，該不該刺激中國經濟的增長？

就在今年頭兩個月，中國經濟一系列數據都令市場失望，唱空中國經濟論調一度盛行，第一季度經濟增長僅有7.2%。

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了去年政府的工作報告：經濟增長7%是底線，通脹率3.5%上限的說法。簡單的說，就是既要保增長又要抗通脹。

為什么將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的上下限定在這樣的范圍？

人們很容易忽略一點，在當時的看法里，GDP增長就是就業，就業就是穩定，這是高層最關注的一個宏觀指標。所以穩增長實際上就是要保就業，而我國現階段要保就業，使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左右，經濟增速就不能低于7.2%。

2008年四季度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一次被動的“壓力測試”。當季我國GDP同比增幅大幅回落至6.8%，曾一度造成我國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可見當GDP滑到7%以下時，就業確實出現了問題。而且要實現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今后幾年經濟年均增速至少要達到6.9%以上。所以跌破7%的“底線”是不允許的。

而眼前，中國的GDP增長率掉到了這個危險的邊緣，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在注視著，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會怎么應對？要刺激么？還是繼續改革？

其實中國經濟該不該刺激？這不是關鍵點。中國經濟當前問題的實質是還沒有找到新的增長點，而要激發這種新的增長點，并不容易。傳統凱恩斯模式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只能對傳統的增長點有效，但對長遠發展非常不利，四萬億已經證明這一點。但如果不刺激，又會帶來保增長的問題，社會都不穩定了。所以，在刺激與不刺激之間去討論這個話題，沒有太大的意義。改革才是出路。

記得有一個經濟學家說的好：當前討論應聚焦于如何通過改革保增長，而不是如何刺激來保增長。

中國說保增長說了幾十年了，但怎么樣保增長？這種方式和手段確實該改變改變了。現在的中國，可不是90年代的模樣。那時候，有大量國企倒閉，職工下崗，銀行壞賬瀕臨崩潰。當前的中國，實際上實體經濟的增長點還在，只是缺乏改革措施，讓這種增長點沒有激發出來，才讓經濟顯得進入了一種低迷狀態而已。

我們的判斷基于下面兩個重要理由：

首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2013年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第一次實現服務業（第三產業）成為中國經濟當中最大的產業。在此之前，制造業景氣指標一直被視為GDP增長的風向標，從現在開始，經濟景氣與否不能只看制造業景氣指標，非制造業景氣狀況更重要。實際情況是，一年來，我國非制造業PMI指數始終在榮枯線上方運行，平均水平在54-55%之間，其中住宿、批發、水上運輸、互聯網及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位于60%以上的高景氣區間，充分說明下游產業的需求和產出十分堅挺。2013年，第三產業在GDP中的占比達到46.1%，超過了制造業，第三產業成為下一輪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已經是沒有懸念的趨勢。

第二個理由在于，這次的GDP增速下滑，不少是因為出口。比如今年2月份我國出口總值同比大幅下滑，但細究其結構，不難發現，香港下滑31%是拖累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而香港出口數據的大幅萎縮實際上與實際商品貿易無關，是人民幣套利資金下降引發的數據結果，剔除這個因素，我們可以觀察到，3月份出口增幅大致為6.79%（美元值），實際商品出口的增長幅度并不是總量數據所表現的那種大幅下降趨勢

所以以后要堅持一個看法：GDP增長的放緩其實并不代表著就業和消費就出現了問題，它們其實還是好好的。那這樣的話，又何必一定要弄凱恩斯那一套財政貨幣的刺激政策呢？

所以不是要不要刺激，怎么刺激？而是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

看來，轉型中的新型經濟體，需要什么經濟學思想指導？這是關鍵。是由以“三駕馬車”理論為代表的“需求側”來指導經濟運行，還是從以結構性減稅、放松政府管制等這些改革手段的“供給側”來尋求良策？

這在經濟學界有非常大的分歧。以當前的世界經濟來看，70年代以前的單純凱恩斯主義是肯定要擯棄的，那時候的總供給曲線基本上不移動，移動的都是總需求曲線，所以在需求端進行凱恩斯式管理流行。但70年代的石油危機，油價暴漲，人們才發現供給曲線也是會移動的，供給學派才真正興起。而當前的世界經濟越來越復雜，任何一個國家的生產，都基于原油、煤炭等大宗商品的基礎材料，他們的價格變化隨時影響到總供給曲線的移動。

很顯然，必須在需求端和供給端同時做管理。只是眼前這兩年更有必要的是在供給端多做點管理，這在以前中國的宏觀政策中是不曾出現的。基于這種理論的宏觀政策，我們一般理解為改革。

也許以后會經常見著這樣的一種狀態。投資依然高速增長，只是資金來源和投向等已經完全不同。這種模式的投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刺激性投資。在這種態勢下，M2會回到較慢的速度。正像今天新聞所看到的，3月M2的增速是12.1%，創下13年新低，在此之前，這個數據甚至超過20%。見到此種狀況，大家不要覺得奇怪了，這正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