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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路，即所謂“騰籠換鳥”，轉攻“高大上”市場；而“轉業之路”，即所謂“這下面沒有水，換個地方再挖”，思路是將部分制造業部門向發展滯后、勞動力價格仍然較低的中國中西部地區和發展中國家轉移。
從2010年前后，“狼來了”的喊聲四起，盡管國內外許多看好中國制造的人士對此并不在意，認為中國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和廣闊的境外市場縱深，即便中國制造遭遇內憂外患，也不至于落到崩盤的地步，但這些樂觀派也承認，時代是發展的，市場是動態的，中國制造倘若固步自封，是不可能永遠停留在“世界工廠”位置上的。
毋庸諱言，當前中國制造的確遇到了一個不進則退的關鍵節點。
內需方面，盡管“向內需市場轉型”的口號喊了好幾年，但“中國制造的內需依賴”至今仍遙遙無期，一方面內需增長不盡如人意，儲蓄率依然很高，人們照舊不敢“任性花錢”，另一方面不少國人對中國制造的品牌信任度有限，寧可舍近求遠購買高價國外產品。
外需方面，美國經濟數據有所回升但多空分歧猶在，歐洲經濟面回暖不如預期，日本、澳大利亞等市場自顧不暇欲振乏力，一直充當中國制造“強心針”、“消化池”的非洲等新興市場雖然勢頭依舊，卻終究會遇上瓶頸。盡管中國一季度各種經濟數據照例會因春節因素失真，但據海關等相關部門和沿海、內地多個制造業“大戶”節后反饋看，開工不足的情況還是較為普遍的。
中國制造業已走到十字路口，急需轉型和新的提振，才能獲得新的增長動力，才能維持和提振其為中國經濟所帶來的增長率和就業率。對此，各方并無太大分歧，分歧在于究竟應如何轉型，中國制造的未來是需要走專業之路，還是“轉業之路”。
所謂專業之路，即所謂“騰籠換鳥”，思路是通過壓縮落后、過剩產能，提高中國制造的檔次、效率和利潤率，使之從目前的“山寨路線”、“傾銷路線”升級換代，轉而走向依靠品牌、技術和工藝等高附加值獲利，從占領“草根市場”轉攻“高大上”市場，從而為中國制造打開一片嶄新的天地。
所謂“轉業之路”，即所謂“這下面沒有水，換個地方再挖”，思路是利用國內外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將曾經適合、但如今已顯得落后和效率不高的制造業部門向發展滯后、勞動力價格仍然較低的中國中西部地區和發展中國家轉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制造在經歷十多年高增長后陡遇瓶頸以來，“專業”和“轉業”兩種轉型路線的爭論就一直激烈且互不相下，至今也無法形成共識。最近，這兩種中國制造的轉型路線之辯熱烈依舊，且照目前情形看，這種爭論很可能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讓中國制造從“地攤貨”、“賣場貨”和“山寨路線”，脫胎換骨、鳳凰涅槃，躋身高端制造領域，變“制造業大國”為“制造業王國”，其好處不言而喻。既可帶動科研、高教等領域，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效率，又可提升中國工業產品的附加值和中國制造在全球制造業市場的“食物鏈”等級，提升中國制造的市場抗擊打能力。
縱觀工業化革命以來、甚至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制造業王國的變遷，可以看到，不論中國、意大利古代的手工業，還是英、美、日等國在所謂“浪潮時代”次第崛起的紡織業、汽車業、家電制造業，在基本占領全球市場后，都會經歷一個從弱到強、從群雄并起到一家獨大，再從極盛到飽和，最終不得不通過升級、轉型和淘汰過剩、過時產能另覓活路的過程，這個過程有的短促、有的漫長，有的主動、有的被動，有的在升級后獲得新的發展空間，有的卻就此一蹶不振，再不復昔日之盛。可以說，“專業路線”是任何一個制造業大國到一定階段所必須經歷、無法跨越的，中國制造也不會例外。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頑固堅持舊“食物鏈”，從而錯失制造業升級換代良機的例子，如印刷業曾囿于雕版印刷的傳統、積淀和某些優點陳陳相因，最終錯失了和鉛印、膠印同步升級競爭的時機；江浙傳統的絲織業、棉紡業在外來機器棉紡業產品業已構成對國內外市場強大沖擊背景下非但不努力改革適應，反倒力圖通過封閉市場、強化行會加以對抗，結果在市場大潮中一敗涂地，興盛數百年的絲綢之都蘇州衰落下去，元末興起的棉紡城松江更是衰落不堪，昔日松江府的屬縣——上海卻依靠更“高大上”的機器紡織業后來居上，最終反倒成了松江的“上級”。顧慮既得利益，擔心GDP損失或就業率沖擊，對迫在眉睫的專業化升級猶豫不決，很可能因小失大。
但必須看到，制造業的升級換代必須遵循市場規律，更需要綜合考慮其對社會、對上下游產業的連帶影響，一廂情愿的“專業”、“升級”，其結果很可能是“高大上”的新產品市場和消費者不買賬，創造不了預期效應，原有的市場份額、就業崗位和利稅卻也就此喪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品牌的打造，專業能力的提升，技術、工藝和經驗的積累，都需要時間和耐心，將“騰籠換鳥”概念化、政績化，其結果很可能是西瓜撿不到，芝麻也丟光。
“轉業”的好處，是由此帶來的沖擊較和緩，原制造業所在地可變直接經營為資本、股份運作，低薪就業機會雖有流失，卻可通過高薪崗位的增加和間接經營的獲利彌補有余，而外來低端就業人口的減少也有利于維持社會穩定。同時，相對落后產能向內地、境外發展中國家的輻射，一方面可繼續維持中國制造的價格競爭力，另一方面也可帶動落后地區經濟、就業和社會的發展。
但“轉業”的風險也不言而喻：不論內地還是境外發展中國家，其配套條件、勞動力素質、地方行政效率、市場觀念、機制環境、法制成熟度等，都和現有制造業基地存在巨大落差，許多“先行者”已因此飽受產品質量不穩定、交貨期無保障之苦，甚至觸發突發性社會事件，導致嚴重損失。事實上，這些“轉業目標地”勞動力成本一直更低，制造業投資者之所以一開始未“一步到位”選擇那里，或曾經選擇卻淺嘗輒止，不是沒有原因的。
中國是個幅員遼闊，情況復雜的大國，此處已飽而彼處尚饑，東邊過澇而西邊或仍干旱，具體到中國制造，也同樣是冷暖不均，面臨的問題是多元化的。專業和“轉業”兩條路事實上都無法避免，也都不可偏廢，一味強調一端，甚至力圖制訂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中國制造改進模板”，恐怕都只能收獲削足適履的尷尬。政府干預多從服務和宏觀調控入手，要承認并掌握中國制造業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因地制宜，趁勢利導，尊重市場規律和消費者取向，該“專業”就“專業”，該“轉業”則“轉業”，才能讓中國制造平穩通過十字路口，邁向新的騰飛之路。（陶短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