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溫總理2009年提出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問題已經整整兩年了，兩年來，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問題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今年召開的人大會議，國家更將其列入“十二五”發展規劃。

但是，通過我們的觀察，國內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并不是太順利，正如溫總理最近在《求是》雜志上撰文所指出的，“部署戰略性新興產業， 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是同步的。從這點看機遇是抓住了。但是從實施進展情況看，問題還比較突出。” 當前圍繞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呈現幾個典型特征：部門政策制定者爭論不休、各地方的產業實踐冷熱不均，而學術界則更多的是冷嘲熱諷。

盡管各種問題比較突出，大多數地方還是高度重視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的，為此出臺了若干規劃，圈定了很多重點項目，一些地方呈現一派熱火朝天的現象，大有全民“躍進”的態勢。與實踐的熱火朝天不同，很多“冷靜”的學者也在不斷為戰略新興產業潑冷水，提出要依靠市場力量，政府不能干預市場。有人說，政府對戰略新興產業的干預和扶持是對其他產業利益的侵犯。尤其是，最近圍繞比亞迪(002594,股吧)發展新能源汽車遇到的困境，眾說紛紜，有人得出結論“與政府捆綁出不了‘蘋果’”。有些網民甚至斷言，當前戰略新興產業全面躍進是又一次“瞎折騰”。更有甚者，個別專家堅定地認為，凡是政府推廣的項目、指定的產業都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

關于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問題，在經濟學上并不是一個新鮮概念，這方面的一般的經濟學理論及模型可以說汗牛充棟，這不是本文所討論的重點。本文也不討論中央政府對戰略新興產業宏觀決策的短長，而是重點分析地方政府如何作為，才能防止戰略新興產業成為勞民傷財的“瞎折騰”工程。

我們認為，由于戰略新興產業本身所具有的全局性、前瞻性、創新性、帶動性，它既不同于傳統產業，可以靠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投入獲得規模增長，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若干產業的粗放型發展一樣;也不同于一般的零星的新興產業，自生自滅，依靠市場的力量實現優勝劣汰。它體現的是國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民族產業競爭力、實現創新驅動型經濟的長期戰略。從中央政府角度，做出七大戰略新興產業選擇的決策是經過多輪磋商和充分討論的，是基于中國較為雄厚的技術和產業基礎環境的，實施戰略新興產業戰略是要起到“畫龍點睛”作用的，將科技、人才、市場的優勢集成轉化為全面的產業競爭力量。因此，從承擔戰略使命的角度，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且，作為發展中的大國，由于我國各地產業發展環境的巨大差異性，不平衡、不協調的現象將長期存在，因此，地方政府必須因地制宜、實行正確的戰略新興產業發展方略，不能采取大躍進的方式進行，更不能不顧條件千篇一律搞重復建設，地方政府和企業必須具有全局意識和長遠觀念，做好充分的戰略規劃和準備，迎接以戰略新興產業為代表的第四次產業革命時代的到來。

中外學者早已經證明，在新興產業發展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新興產業發展中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只是一種偏執的信仰而已，早已被中外的科學發展實踐所否定和淘汰。

首先，政府的干預是應對市場失靈的需要。戰略新興產業發展中的新技術、新知識、新商業模式及其產出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性質，而且，新興產業發展中存在若干不可預測的陷阱，存在市場失靈的現象，單靠企業和市場的力量是無法實現自我修復的，例如一些關鍵共性技術，它們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市場本身可能無法給予企業創新足夠的激勵，需要政府彌補上市場失靈的短板。

其次，構建區域創新體系的需要。戰略新興產業首先是創新驅動的，需要很好的創新環境，包括軟、硬環境兩個方面，這樣的環境不可能完全靠企業自己的力量去完善。相比看得見、摸得著的硬件環境(如交通便利條件、發展的地理空間、IT設施等)，制度、文化等軟環境，則顯得更為重要，更需要地方政府打造和維護，這一點對區域發展高度不平衡的我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前，很多地方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仍然老套路，通過土地、稅收、金融、財政優惠措施爭項目，拉投資，完全不注意對當地營商環境的打造，最后的結果可想而知。要知道，硅谷地價是全世界最貴的地方之一，也很少聽說硅谷企業能拿到政府的大量財政補助和稅收優惠，但是，直到今天為止，硅谷仍然是全世界屈指可數的創新熱土，因為這里有著能夠創業成功的良好的軟環境。

再次，如前所述，戰略新興產業不同于一般的新興產業，它擔負著強國、轉型的重要使命，它不是短期的救急工程，而是長遠的戰略任務，不僅“十二五”，而且是更長遠的戰略安排，筆者堅定地認為，戰略新興產業發展成功之時，就是中國擺脫發展中國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之日。因此，地方政府有重要的責任。

那么，地方政府應該在戰略新興產業“持久戰”中發揮什么樣的恰當作用，做到既不越俎代庖，又不縮手縮腳，而是發揮建設性的能動作用呢?根據國內外區域發展的經驗，我們認為，地方政府要正確地把握好如下角色定位。

爭取宏觀政策的支持，架起中央和地方企業溝通的橋梁

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體制國情決定了中央政府壟斷大部分宏觀政策資源，一般而言，地方企業是不能直接與中央政府對話的，宏觀的政策也是通過一級級行政力量去貫徹、執行的，地方企業對宏觀政策的訴求也往往只能通過地方政府平臺逐級反映。因此，在發展戰略新興產業過程中，地方政府在促進中央宏觀政策和微觀企業經營溝通方面具有重要的橋梁作用。因此，很好地理解中央戰略意圖，幫助當地企業最大限度用足、用好中央政策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一責任。實踐證明，哪一個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談判能力強，哪一個地方企業就會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是中國獨特的國情，在短時間不能改變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上下溝通的責任極其重要。

例如，在發展光伏產業過程中，某些地方政府已經從給地、給錢的階段發展到幫助當地企業爭取設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幫助，單個企業是很難拿到原本被“國家級”的科研院所所壟斷的實驗室政策的。

報時不如造鐘

這是《基業長青》的作者美國學者科林斯提出的一個著名觀點，這本來是用來形容偉大的企業家的，意思是說，偉大的企業家不僅應該是親力親為的英明決策者，而且應該是一種機制創造者和領導者，他們善于發揮集體智慧、并將這種制度傳之久遠。科林斯強調了企業制度環境的重要，在企業形成優良的制度和文化環境就像造鐘，有了好的“時鐘”，到時候它自然會準確“報時”。

我想，對于地方政府也一樣，積極發揮作用絕對不僅是爭項目、拉資金，更不是越俎代庖，用行政行為代替企業的自主決策，如很多開發區搞的“拉郎配”一樣。地方政府“造鐘”最重要的是創造條件形成一種健康良性的營商環境，讓創業者、企業家最容易成功，尤其是形成特色的區域創新文化，這一點及其重要，例如，政府辦事效率如何?廉潔程度怎樣?制度是否完善、明晰?市場競爭是否公平有序?這些問題往往比土地優惠、稅收優惠、財政資金支持更重要。

在一個官本位思想盛行的地方，在一個等級森嚴、視企業為下級和魚肉對象的環境中，在一個將招商引資視為“關門打狗”滑稽思維下，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創業、創新環境，更不可能發展戰略新興產業，而這些不良現象在若干地方或多或少地存在著。

創業和企業家精神的培育與打造及其重要，千萬條優惠政策，不如企業家的一次行動。我常以為，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而言，和平時期的企業就是戰爭時期的軍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尊重企業和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就如同戰爭年代拿軍隊當兒戲，不尊重英雄一樣，是可憐、可恥的，最終下場是可悲的。

而且，從周期來看，之所以稱之為戰略新興產業，是因為它們具有發展的長期性，一般不可能短期見效，立竿見影，往往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對地方GDP和稅收方面作出貢獻、發揮效益往往是五年、十年以后的事情，這個發展周期與我國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周期相矛盾，但是，為地方產業發展的長遠計，“造鐘”遠比“報時”重要。

扶植大企業，發揮地方產業的傳統優勢

大企業往往代表區域內的傳統優勢產業，它們不僅有創新的資源和實力，而且由于它上下游關聯企業多，可以有更強的帶動作用。

在發展戰略新興產業過程中，地方政府應該將其和傳統產業轉型結合起來，盲目鋪新攤子、另起爐灶往往風險很大。在優勢產業和大企業上嫁接戰略新興產業往往是成功的概率更大。

優化區域性的產業生態體系，形成產業聚集氛圍

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具有全局性、帶動性，它不僅僅是指哪幾類產品或者服務，重要的是打造全產業鏈優勢。中外實踐證明，只盯著產業的一個環節往往會受制于人，導致發展越快越被動。我國這方面的教訓比比皆是，像鋼鐵產業，我國具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水平，但是鐵礦石卻被卡在幾個跨國巨頭手中，以至于整個產業的利潤很大一部分要與這些原材料巨頭分享，而日本的鋼鐵產業早在六七十年代就著眼于全球、悄悄地進行全產業鏈布局，因此目前可以做到高枕無憂。在高科技產業中，這樣的例子更多，很多所謂的高科技產業的關鍵元器件、基礎性的軟件、硬件、標準都控制在發達國家手中，我國很多企業的發展利潤微薄、處處被動。當前很多地方上馬的所謂的戰略新興產業也只不過是形象工程、“政治工程”，不掌握產業的核心關鍵環節，產業鏈不健全，這樣發展下去會重蹈過去的覆轍。

因此，優化區域性產業生態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沒有良好的上下游協作配套、創新的環境，產業聚集的氛圍不會形成，即便短時間形成企業扎堆現象，那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聚集區，只是利用了區域的某幾項廉價資源而已，如人才，土地，當這幾項要素價格快速上升的時候，這些所謂的扎堆企業會很快跑到別的地方去“聚集”。因此，如果不能形成有機的創新網絡，區域創新的潛力不能發揮，產業升級優化的前景也不能保證。

為小企業、微型企業打造創業的沃土

有些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小企業更具有創新的活力。因為小企業往往是新技術的孵化者、新商業模式的引領者，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