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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業的特點1:從總量數據看,“東風逐漸壓倒西風”
第一, 1997年,中國僅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5.5%;此后一直快速上升,到2010年,中國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為18.4%,超過了美國17.3%的增加值比重(見圖1)。此后美國在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份額一直低于20%,而中國卻一直在上升,到2015年,中國已經占到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26.7%。
第二,1995年以后,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發生了這種力量對比的轉換,從全球范圍來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也發生了力量對比的變化(見圖2)。
從經合組織(OECD)所代表的發達國家俱樂部來看,1995年OECD國家全球制造業增加值所占份額是84.1%,從這之后一直在下降,到2015年已經降低到54.0%;而經合組織之外的非發達國家群體所占份額一路上升,到2015年已經達到46.0%,雙方比重已比較接近。按此發展趨勢,未來非經合組織國家在全球制造業增加值中的份額超過經合組織國家,只是時間問題。
第三,分析比較中美出口產品的結構(見圖3)。
首先,分析中美出口產品中高技術產品的比重。
(1)、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本國制成品出口的比重。2000年美國的比重非常高,達到33.7%,此后逐年下降。而2000年,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僅為19.0%,2008年已經接近美國,2009年超過了美國,目前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一直維持在25%左右。而美國這一比例已經不足20%。
(2)、中美出口的前三大產品的比較。根據表1,中國2014-2016年的前三大出口商品,第一是電信設備,第二是數據自動處理設備,第三是集成電路。而美國2014-2016年出口量第一的是雜項產品,第二是石油制品,第三是汽車。當中美貿易爭端剛起時,很多人對目前中美出口產品結構有所疑問,到底“誰是工業國,誰是農業國?”
(3)、制造業就業占整體就業比重。對于整個發達國家來說,無論是美國,還是傳統的制造業強國日本、德國,或是后發展制造業強國韓國,從就業情況上來看,他們的制造業都存在一定的“空心化”現象。
從制造業就業占整體就業比重來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德日韓基本上一直在下降。韓國這一比例曾經有所上升,但20世紀90年代之后又降下來了。美國則下降得非常厲害,20世紀70年美國制造業就業工人超過整體就業的20%,到2009年時則降到不足10%。這就造成像底特律這樣的“銹帶”,大量的失業工人對其國內政治造成了較大的壓力。特朗普在總統競選時承諾重振美國制造業,以“用美國人,買美國貨”為口號深得白人工人的擁護。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一是在制造業總量上,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相對衰落;二是在出口產品上中國正逐漸往中高端發展;三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國內制造業就業比重不斷萎縮,制造業趨于“空心化”。中美整體實力接近,中國開始進軍制造業高端,美國等發達國家國內制造業的就業萎縮,共同構成了今天中美貿易摩擦的時代背景。
全球制造業的特點2:總體結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全球制造業的總體結構可以概括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為在全球生產分工網絡高度發達的今天,很難說一個最終產品到底是哪個國家生產的。比如某個零部件,可能在一個區域投入勞動與資本生產,形成一個中間產品,然后運到另一個區域進一步加工裝配成為某個總成部分,這些不同地區、不同環節生產的中間產品再運到第三個區域進行最終組裝,最后在所在國銷售或者再出口。其中在每個地點和環節,都分別加入了勞動和資本。所以如何分辨這個產品到底是誰生產以及這個產品的出口貿易量到底算誰的,就成了一件復雜的事,并且產生了很多“國際官司”。比如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到底應該怎么算?這是很難精確計算。為解決這個問題,國際上正積極開展以貿易增加值核算為基礎的全球價值鏈研究和一系列數據庫建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蘋果公司iphone手機的生產,它是在全球進行零部件采購與生產,最終在中國的富士康工廠完成組裝,然后再出口到美國,其中富士康得到的增加值比例很小。如果把最終iphone手機的出口量全算成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算成中國的貿易順差,顯然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總體來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跨國公司推動形成了一個全球的生產網絡。OECD的一項統計研究顯示,跨國公司等外資在全球的出口和產出中占了相當比例,這些比重從2000年到2014年基本呈現出持續增長態勢。2014年,跨國公司等外資在全球產出中占12%左右,增加值占10%左右,在出口結構中已超過30%。
中國國內也做過一個統計,2005-2014年,不同所有制企業出口份額中,國有企業出口每個月大概是100多億美元;外資企業一直都是我國的出口大戶,出口最多,且數量上一直穩步上升,外資企業占我國出口的比重超過了45%(見圖5)。民營企業2009年以來出口增長也很快。
對中國的進出口結構進行分析,根據聯合國提供的數據,2016年,在我國的出口結構中,第一大項是機電產品,占比46%;第二大項是紡織服裝類產品,占比13%;后面依次是金屬制品8%,化學品5%,交通產品5%,其他產品23%。在進口結構中,機電產品占比39%,也排第一位,第二大進口品是礦產品,占19%;后面依次是化學品8%,交通產品7%,金屬制品6%,其他產品21%。從進出口結構中可以看出,我國在機電產品、金屬制品、化學品和交通產品這些領域,既大量出口,也大量進口。這種“大進大出”的方式,既說明我國和國外在同類產品的技術層次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同時也說明中國深度融入了全球經濟網絡。
全球制造業特點3:從價值鏈看,發達國家仍占高端
從價值鏈總體判斷,發達國家仍占高端。“微笑曲線”是按環節分,整個產業鏈條分為上中下游環節,包括研發、生產、營銷、售后服務等等,但增加值(利潤)在各個環節的分布是不一樣的,中間的生產環節附加值(利潤)較低,兩頭的環節附加值含量(利潤)要高一些。
WTO發布的《2014世界貿易報告》稱,世界貿易發展正呈現四大新趨勢,21世紀貿易仍將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力量。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在各經濟體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提高的背景下,全球價值鏈持續擴展,且發展中國家已經更多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要融入全球價值鏈?有哪些好處和風險?OECD曾針對非洲的發展現狀做過相關研究,其好處是:第一,能夠創造就業;第二,能夠更好地融入國際貿易;第三,有利于吸引外資;第四,由于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和全球價值鏈,能夠推動國內的生產網絡向高端發展;等等。但與此同時,融入全球價值鏈也有不少風險。第一,容易被鎖定在低附加值的環節;第二,外國投資者的“外溢效應”有限,往往跟所在國隔絕;第三,容易把自己暴露于全球經濟外延性影響的風險中;第四,所在國資源的消耗和外流。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有利有弊,需要根據不同國家的國情和發展階段來具體權衡。
在具體的價值分布上,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通常占據了高端、拿走了利潤的大部分。
我們分析前幾年很著名的一個案例。我們生產一部iphone,都說是中國出口的,但其實就是由富士康組裝的,中國沒有賺什么錢。如圖6所示,在整個蘋果手機的售價中,接近60%(58.5%)都是美國蘋果公司的利潤;物料成本占21.9%;而中國得到的部分,是占售價1.8%的勞動成本。所以大部分價值都被美國公司拿走了,美國還在叫屈,說中國出口多了,貿易順差大了,這就是強盜邏輯。據報道,科技市場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數據顯示,2016年第三季度,蘋果手機一家的利潤占到了全球手機行業利潤的91%。
全球制造業的特點4:從產業鏈來看,在關鍵環節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國仍然薄弱
雖然中國在制造業增加值上居全球第一,零部件國產化近年來也有了長足進步,但我們在相當程度上還只是“世界工廠”,從產業鏈來看,在關鍵環節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國仍然薄弱。
以集成電路為例。從2014年到2016年,中國進口的前十大商品中,第一大商品就是集成電路,這幾年每年都達2000多億美元。第二是石油,2016年國際油價低迷,當年我們石油進口只花了1000多億美元。每年進口的集成電路中,46%是處理器和控制器,5%是放大器,28%是存儲器。這些都是我國尚不能生產或國內產量難以滿足需求的。近年來媒體報道,日本福島是電子產品生產重鎮,福島一出事故,國內電子產品就缺貨、漲價;三星公司的內存供應緊張甚至斷貨,我們的手機內存也供不上,連華為公司也因此受牽連;同一款手機用了不同公司的內存芯片,導致運行速度不同,等等。最近的中興通訊事件,更是說明芯片等關鍵零部件的缺失,導致我們的脖子被卡。
我們集成電路的自給率水平到底怎么樣?近些年我們有了長足發展,但遠遠不能滿足需求。2017年自給率估計是11.2%,2016年自給率是10.4%。在中興事件之前,按這幾年的發展速度看,到2020年自給率可能會達到15%左右(見圖8)。中興事件之后,社會上對芯片發展普遍重視,估計自給率會更快地上升。
在民用領域,我國核心芯片的自給率仍然很低。由于民用市場已經形成歐美公司占優的寡頭格局,后來者要想進入和占據一定份額,難度很大。軍用領域的情況可能相對好一些。
美國占據產業價值鏈的高端,主要靠科技實力與研發投資。1995年,中國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0.5%左右,此后逐步上升,到2015年超過了2%。但是1995-2015年,美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一直是2.5%以上,接近3%。韓國和以色列已經超過4%,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差異(見圖9)。一些國家早就比我們領先,而且一直還在持續投入。基礎研究是應用技術的先導,而中國不多的研發投入中,基礎研究占比與其他國家相比仍然很低。換言之,我們的基礎研發還是很薄弱的。
如何客觀評價中國的制造業?
第一,進步很大,這是實事求是。第二,關鍵環節仍有缺失,核心技術仍有差距。目前我們前有美國等發達國家圍堵,后有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追趕。近年來,隨著我國勞動力、土地等成本的不斷上升,有相當多勞動密集型企業都在往東南亞搬遷。所以,對于中國的制造業,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樂觀。
展望全球制造業的未來,數字化、智能化、個性化、全球化的趨勢難以逆轉。
中國的應對策略建議
根據前述全球制造業基本特點和中國目前的狀況,我認為中國制造業發展的戰略指導思想應該有“四心”:
第一,要有雄心。大國和小國不一樣,中國作為具有悠久文明歷史的社會主義大國,要實現偉大復興,必須擁有相對完整的先進的工業體系,這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特別在關鍵的技術環節必須自主可控,有自己的研發能力和制造能力,不能輕易讓人卡住脖子。小國靠賣資源、發展旅游或集中發展一兩個產業就可以實現發展,但大國不能。
第二,要虛心。盡管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我國在科學技術和制造業的很多關鍵環節還較為薄弱,比如半導體領域,從設計到生產,從關鍵材料到生產設備,我們都離世界先進水平有很大差距,還需要長期追趕,不能動不動就自滿自大,一定要虛心。
第三,要有恒心。回顧以往,我們曾經有過制造大型民用客機的第一步實踐,本世紀初又再度下決心上大飛機。目標一旦確定,就要堅持做下去,不能隨意改變決心。日韓在半導體產業上追趕的時候,初期也并不順利,曾經虧損很多年,但后來持之以恒,今天的日韓在世界半導體領域中穩占一席之地。我國在這方面基礎薄弱,追趕過程可能較為漫長,甚至出現波折或重大挫折,但一定要有恒心。
第四,要有耐心。從國家、從社會來講,對我們的高科技產業,對相關的企業、科研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要有耐心,因為這種國與國之間技術實力的追趕,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三五年就看到顯著成果,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全社會都要有耐心,給他們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不能急功近利。
從微觀上來講,在制造業追趕的戰術上,“華為模式”是值得借鑒的,可以概括為“立足自主,開放創新”。
結合現實國情,在追趕的具體策略上應該是以我為主,立足自主,但不是關起門來搞創新,我們要開放創新。這些年我們科技上有很多進步,有全國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奮斗,但也應該看到,在國際交流合作中獲得的知識外溢與思想碰撞很重要,這是全世界范圍內科技進步的規律;還有一些是國外技術的轉移或者并購,這在國際上也很普遍;以及我國在海外學習工作的一些學者、華人回國創業,或者我國公司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引進海外人才,國際人才的流動與利用也很正常。跨國公司近年來紛紛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利用中國的智力資源。如果我們自我封閉,就不可能發展這么快。
在處理獨立自主與利用國外資源的關系方面,網絡流傳的任正非在2012年的一段講話非常精辟。他說,“我們現在做終端操作系統是出于戰略的考慮,如果他們突然斷了我們的糧食,Android 系統不給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統也不給我用了,我們是不是就傻了?同樣的,我們在做高端芯片的時候,我并沒有反對買美國的芯片。要盡可能的用他們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們不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東西稍微差一點,也要湊合能用上去。我們不能有狹隘的自豪感……做操作系統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樣的道理。主要是讓別人允許我們用,而不是斷了我們的糧食。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系統要能用得上。”
前一段時間,網上有討論“聯想模式”與“華為模式”,即到底是“貿工技”路線好,還是“技工貿”路線好。我個人認為,在一個企業的發展初期,缺乏資金和技術積累的時候,采取“貿工技”路線是對的,企業首先要生存。一旦有一定基礎之后,企業一定要轉向“技工貿”。做貿易賺錢可能是快一些,但企業不可能永遠靠賺快錢,一定要有長遠眼光,適時轉型,一定要有自己的研發和核心技術,才能有核心競爭優勢,有持續和健康的發展。
華為公司為什么成功?華為公司最初是做境外交換機的代理,有所積累并對交換機有所熟悉后,自己開始研發交換機,后來研發出了C&C08交換機,逐漸開拓農村通話市場,再從農村走向城市、從國內走向國際,近年來更是在全球布局,在全球總共擁有36個聯合創新中心和16個研究院(所/室),充分利用全球的智力和技術資源,成長為了世界最大的通信設備制造商。
華為公司對外披露,公司堅持每年將10%以上的銷售收入投入研究與開發。2017年,華為從事研究與開發的人員約8萬名,占公司總人數的45%;2017年,研發費用支出為896.90億元,約占全年收入的14.9%;近十年累計投入的研發費用超過3940億元。華為公司的研發投入水平,與國際大公司相比也不遜色。在歐盟統計的2016/2017全球研發投入最大的公司中,華為排名第六,是前十強中唯一一家中國企業。這種高強度的投入,高強度的研發,才能帶來快速的技術進步,才有華為今天的世界地位。勝利不是空談出來的,都是奮斗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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